吕孝礼副教授围绕主题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指出“批示与危机意义传递”仍然有待揭开的黑箱。结合文献和已有研究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一是面对同一突发事件，不同的领导者意义传递行为有何个人差异? 二是模糊性语言的使用有哪些模式? 三是模糊性语言使用的影响因素?

然后针对我国重大突发事件协同研判决策机制的短板进行了梳理。一是跨部门与跨层级相关职能部门的短板：举例分析了跨层级部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协同研判的困难。二是专家与行政领导协同研判的困难。具体表现为内在冲突与制度挑战两大困难：内在冲突即科学分工带来的分布式判断与应急决策所需的综合研判的冲突；制度挑战为专家组构成缺乏科学设计和会商过程缺少机制设计。三是临时性组织应对突发性问题如何克服组织间差异、快速达成互信等。

其次介绍了危机研判的理论进展与创新可能:试图揭开政府内部多主体协同研判决策的“黑箱”。理论进展包括四个维度视角的提出，包括个体、组织内、组织间和临时性组织。存在的创新可能主要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常态心理行为模型的“象牙塔”尝试融入管理实践；二是从一般个体分析到专业人群分析，如政府内部人员与相关专家；三是从某个截面分析到动态过程分析。

同时介绍了跨层级、跨部门、专家与行政领导、临时组织和民众构成的协同互动主体。这些协同互动主体与面对面和非面对面两种协同模态，分别组合构成典型协同研判决策场景。接着谈到研究的方法进展与创新可能。多模态组织分析一方面通过视频数据可以弥补传统方法的局限，具有信息丰富的优势，能够结合行为的情境、情绪、言语表达分析。另一方面该分析方法能超越截面切片，展示动态演化过程。达到自然、实时重复观看、回应复现性危机的效果。而面对实际案例研究的挑战：一是“尖峰"时刻一手数据可得性差；二是案例的独特性和权变性。采用情景模拟演练也是一种探索可能。

最后，围绕复合学科的学习、田野数据的获得等方面问题，吕孝礼副教授与参会师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