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上，社会应急专题论坛“数字技术助力公众应急参与”如约而至。社会应急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次研讨会关注在巨灾大灾和日常应急等场景上，如何发挥数字技术的连接能力，激励属地化更广泛的社会应急志愿者群体参与应急互助，实现“人人会应急，应急为人人”的新局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吕孝礼，李明、张强等兼职研究人员应邀参加并发言。
议题1：政策指引，应急管理体系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议题2：角色定位，社会应急力量的重要作用日益成为共识
议题5：公众参与，亟待完善激励机制促进公众应急志愿服务发展
议题1:政策指引，应急管理体系
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李明：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单独成章，而且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读整个二十大报告的第十一部分，乃至整个报告的通篇内容，无不体现了如何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问题，如经济发展对应了经济安全，科技发展对应科技安全，环境发展对应了环境安全等等。这里所说的国家安全和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有所不同，既包括对外的外交、国防和国际关系等传统国家安全内容，也包括对内的包括疫情在内、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内容，加上网络社会凸显的重大公共舆情事件，都是属于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第一次把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并通过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去实现。我觉得，其中最核心内容就是人人尽责，如何做到人人尽责，如何让社会应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发挥整个社会的力量去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和灾害事件，是我们需要共同讨论的话题。
张强：“十三五”期间确定我们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专业救援队伍为协同、军队应急力量为突击，社会力量为辅助的中国特色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十四五”规划中也描述全国社会力量2018年到2020年应急参与的情况，无论是在人数、人次上都有很大的发展。我想2022年以这个为基础，又在制度化上有着很大的进展。
一方面，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随后6月份又印发了应急管理部《“十四五”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11月份应急管理部又会同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出台了非常重要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这几项为应急体系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在年底的时候，还有一个法制化的进展特别值得关注，就是慈善法修订草案中新设了应急慈善的专章。这个专章就是针对在新冠疫情防控以及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慈善组织作为社会力量构成之一的参与问题，来促进很多慈善组织通过募捐、分配、使用等行为会极大地发挥慈善力量，也将为社会力量参与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规范。其他修订内容也会涉及到在应急救援的阶段的互联网慈善募捐活动、关于慈善信托的改进，如在雅安地震的恢复重建期间创新开发的第一个有关防灾减灾的慈善信托产品，都是这些年取得的非常重要的成果。
2022年度，这些推动不仅仅是在社会共识上、能力建设上，而且在底层的政策上、法律基础上，也能够进一步提供保障。
吕孝礼：在宏观制度层面，“安全”在未来政策议程中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其中，针对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应急管理部印发的《“十四五”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提出社会应急力量要能够“有效辅助”，加强其能力建设，完善现场协调机制。去年11月份，应急管理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对社会应急力量参与的角色定位、登记管理等问题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要求。总体上，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相关的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议题2:角色定位，社会应急力量
的重要作用日益共识
张勇：今年的救援也是引发了几点思考。第一，随着国家综合救援能力的完善，我们社会救援队伍的定位逐渐清晰，即以辅助国家专业力量为主。
第二，国家的综合应急能力建设非常突出。不管是技术专业系统和装备配置，还是快速启动，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那么社会救援队伍可能在这一类领域就会逐渐的退出，做一些边缘性的辅助性的工作。例如涉及到地震救援的现场搜救工作，社会救援队可能要退到外围去做一些辅助工作和协助慈善组织做赈灾工作。
第三，社会救援力量，在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和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中，还是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去年河南发生的水灾，上万的社会志愿者参与了水灾的救援。此外今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大面积的参与了南方地区的山火扑救工作，协助政府做了非常多有益的工作。通过山火救援的经历可以认识到，对于社会力量的能力建设培训必须要跟上，要不然很容易发生相关的事故和风险。此外，有关大型公共事卫生事件的参与，这几年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都在协助各地政府开展公共卫生防疫工作。
第四，从社会救援力量的整体来看，能力建设亟待加强，在很多领域，虽然也在参与救援工作，但是其专业性，包括装备配置、经验等都是严重不足，如此可能造成很多事故和风险。专业的社会救援队在综合能力测评方面一定要重视，注重团队的管理水平、医疗能力、后勤补给的能力、现场搜索与营救的能力等综合能力建设。
吕孝礼：同时还需要强调的是，应急救援力量在实践工作上也有了新变化。我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第一个例子是2022年夏天重庆山火的救援。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除森林消防等国家救援力量之外，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救援工作中。以摩托车队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挥所长，展现出了在满足后勤保障需求上的优势和难以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实际的响应中也获得了参与救援的各方的认可。
第二个例子是在近些年都有比较广泛应用的救援互助文档。依托互联网工具，大规模在线协作和互助使得每个人切身参与应急相关工作成为可能。例如，更多的高校学生、志愿者正在运用腾讯文档等在线互助渠道来对接供需信息，加速了信息流转也减少信息不对称。再如，近日腾讯推出的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的小程序也体现了人人参与的理念，提升了社会个体参与互助互救的可能性和便利性。
滕超：2022年整体来说对腾讯SSV社会应急实验室是打基础的一年，并且在路径上进行了一些探索。
首先，当我们提出社会应急概念的时候，第一个强调的是要在政府的指导下。今年我们就这个设想和一些项目与部委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我们认为这对这项社会事业长期发展非常重要的，并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后是在产品技术方面，也就是腾讯的核心能力上，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应急开放平台的建设，并且进一步完善了属地应急管理系统，目前一些小区域得到了验证。此外，我们在探索过程中还发现了诸多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例如志愿者培训，成本和意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也正在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加以解决。
总体来说，2022年是奠定基础的一年，把去年我们所说的很多设想都进行了实践落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在思考。那么对未来，我们希望在当前基础上，深化区域社会应急体系的探索，最终实现区域应急能力的显著提升，从而打下可复制的标杆。
此外，这个事情光靠腾讯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会投入更多精力去让整个生态能有好的发展，去和腾讯大家所熟知的产品去结合。这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以小见大，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最终实现。
滕超：从过去的经验可以发现社会应急体系建设的数字化存在着几个主要的问题。第一，现有的信息化产品可用的有很多，但是真正适用于灾害场景并且能比较好地满足供需匹配的，实际上还是有缺失的。在实际救应急救援的过程中，这种匹配效率实际上还是偏低的，实际上不同的灾种在需求上也是千差万别的。而灾情在互助中能抽象出来最基本的需求之外，还有没有可能在产品端更加完善？
第二，即与官方的协同需要解决好，社会力量实际上是官方救援力量的重要补充。如果信息化产品没有办法与官方的救援力量很好地协同，实际上就会存在着脱节。
第三，几乎每一次灾害都是从零启动的，没有形成比较好的积累跟延续性。希望能够通过应急开放平台，让志愿者群体有一些沉淀，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应急的技能，或者做一些应急的培训，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灾害做好人员准备。
另外，因为灾害毕竟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低频的场景，那么是否有更日常的场景能让公众参与进来，形成互助的社会氛围，以及更好的学习应急的知识跟技能，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更大规模的、群体性的公共事件。
因此在规划上也应从几方面出发。一方面是打造与政府联动的应急产品，包括救援救助的小程序，以及官方应急通讯系统，去解决实际救援问题中出现的信息化问题。
另外，需重视志愿者在日常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和技能培训，让志愿力量沉淀下来去，如此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日常的志愿者便能快速地帮助处理紧急事件。
吕孝礼：确实，预警是应急管理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预警是希望各类社会主体能够收到更契合自身情景、更具针对性、更个性化的信息推送。比如说地震发生之前，短临预警对于高速列车等场景来说有助益，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也可以提前采取一些措施以避免经济上的损失。
预警更希望的是接收到预警信息的公众或者各方力量可以信任预警信息，并在信任的基础之上采取相应的防护行为。对于预警信息受众来说，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信任信息，或者针对信息采取行动。所以预警工作不是简单的铺渠道，更要考虑的是预警信息、预警工作如何有效。例如，预警发布的内容需要考虑文本的设计、多模态的设计以及如何做好受众的细分、如何理解清楚不同的受众对于信息接收渠道和内容的偏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研究清楚这些偏好的目的是为了在发布信息之后，受众能够按照预警信息采取相应的防护行为。目前我们国家气象部门、地震部门等预警信息平台的信息推送已经做了多种尝试，可能还需要兼顾不同环节的细节设计，挖掘更进一步的着力点，推动工作的细分和落实。
数字技术可以助力提升预警工作。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好地理解行为偏好，对个体行为进行分析。比如封城期间，互联网平台上的交通数据有助于后续预警工作的设计。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与老百姓广泛使用的地图终端等相连接，借助“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理念引导公众更主动地把一线信息上传至友好的互联网平台，这有利于我们理解突发事件的局势，为公共部门提供预警信息，形成更贴近前端线的感知和综合研判。比如，谷歌流感地图就是利用终端用户的行为服务于整体全局的预警工作。
此外，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数字技术应用的极限。比如在郑州水灾期间，由于网络中断，电子支付等平常惯于使用的电子手段无法工作。在一些应急的极端场景下，我们需要考虑是否有更具可靠性的渠道，能够弥补数字技术缺失所带来的挑战。在我们如此依赖数字技术的今天，这些极端场景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张强：数字化建设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于相关风险灾情的感知。在灾害风险、防灾减灾、灾害应急处置当中，特别是广布型灾害等对于社会产生全面影响的情况下，数字化的工具会对于灾情的多元和复杂性产生好的协助探测作用。同时，在日常的很多方面，比如社区的风险地图、风险信息，其实过去已经建立网格化的城市管理体系，现在有了一个更为方便的数字技术，也就加速了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转变，让每一个人不仅成为被服务的对象，也成为主动的安全守护者。
第二，也是“二十大”中强调的非常重要的模式转变，即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有了数字技术，便可以实现跨界连接，这对于共同体的建设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数字的链接，是能够真正捍卫生命底线的重要技术，当然这种设计也要有一定的保障底线，要让使用者更加无忧。
最后，数字化建设有利于推动社会创新。在应急领域，传统政府的公共资源非常有限，市场的传统方式很难发挥。这个时候如果互联网以及数字平台能够激发越来越多社会主体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或许就能实现通过数字化的媒体或平台实现应急信息内容指数化甚至秒级速度的分享、传播和扩散。当然数字化不仅仅是在产品、服务上，而是要真的能够助力在服务的底线思维上、创新能力上以及圈层的打破，这也是核心的问题。
然而数字难民、数字鸿沟等问题也亟需注意，应通过不断创新让残障人士、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张勇：从硬件方面来说，装备的配置和高科技的运用确实对于救援行动的效率的提升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现在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热成像的夜视仪等设备已经运用到救援行动当中。比如无人机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山区地震的人员搜索方面。同时，水下机器人与声纳的配合应用，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救援人员下水，从而极大的降低人员风险问题。此外卫星定位设备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不仅被应用于搜救，而且被应用于在户外活动、老人定位手环等场景。
第二，从软件方面来说，亟需信息支持平台。在大型灾害救灾的时候可能面临数量众多的求助。比如在河南水灾时，有上万条求助信息，有时一个时段多数求助来自于同一小区，多数人同时拨打，此时信息的核实和实时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另外，存在过时的求助信息需要及时清理，进行信息的实时反馈和更新。因此，如果存在一个信息平台，能够解决信息来源的核实、求助信息的实时的更新，包括求助查询、求助状态显示、谁解决了求助、如何解决等信息，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从物资方面来说，由于求助信息的更新不及时，就容易造成物资的支持过剩。腾讯文档对于普通的求助者和专业救援队、社会救援队来说，可能由于腾讯文档的专业性太强等原因，仍旧有很多人没有使用过，建议在微信开发一个应急信息模块，可以实时更新，同时求助信息一定要具备广泛性。这项功能要易于操作，同时还应有互动和反馈，如此才能称之为优秀的信息系统。
第四，协同，即专业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同、国家专业力量和民间专业力量的协同，具体到信息平台来说，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与政府的专业平台有无对接？有无互动？如何对接？如何互动？这也是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议题5:公众参与，亟待完善
激励机制促进
公众应急支援服务发展
注：这里讨论的社会应急力量，主要指专业民间救援队之外的社会应急志愿者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属地化的社区基层工作者、企业单位志愿者、学生志愿者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个体志愿者。
滕超：在实践的过程中通常也会联合现有的社会志愿组织来一起参与，主要是在组织志愿者参与、提升志愿者活跃度方面积累经验。举个例子，在小区部署应急响应系统的时候，首先希望调动起来的人群是物业人员、小区保安或者是常年在小区工作值守的人群，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存在参与意愿不强，顾虑较多等问题，许多人会采取明哲保身、不会做就不会错的态度。
在高校也有很多试点，学生反而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参与的意愿也会比较强，在学习知识学习技能方面，意愿度比较高、掌握的也非常快。相对而言，学生的积极性会更强，希望有机会能将所学技能应用于实践，并热衷于与朋友分享。
因此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角色对参与应急在意愿度上、整体的参与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如果试图在社会中形成较大的志愿群体，可以先从部分能够深度参与的种子用户群体出发，通过种子群体来带动其他人。
就困难而言，存在根本的两个问题。一是在保障上确实存在较多缺失，特别在急救方面，即便在有好人法的前提下，大家的顾虑依旧非常多。而实际上很多互助并没有上升到急救如此严重的情况，即使是一些比较轻量级的互助，大家的顾虑也比较多，原因在于实际的互助过程中如果发生任何的意外情况，没有相关的保障。如今在应急平台上的志愿者会配备相应的保险，然而对于普通公众，还没有相应的保障，这就会给社会救援带来阻碍，如何去解决类似的情况，还需要深入探索。
二是在意愿上需要长期的实践来解决，这包括整个社会氛围需要缓慢引导的过程。未来，无论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还是从灾害应急的角度而言，社会应急体系会越来越重要，因而互助的社会氛围依旧需要通过一系列事件、好的榜样进行慢慢引导从而成型。
因此，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根本性问题，社会应急体系的搭建才能更有效。
张勇：首先，每一次在救援现场，专业救援队和社会公众志愿者都会有非常好的互动和协同配合。每次在这种大型救灾活动发生的时候，当地的志愿者就会成为专业救援队的向导，帮助救援队规划路线、获取和核实求助信息、协调当地各个部门的支持，在救援当中，公众志愿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急救培训是必须的，包括日常紧急避险培训，及在各种灾害中如何避险、如何帮助别人，在遇到各种风险的时候，具备相应的生存技能，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而公众应急志愿者更需要学习。除此之外，公众应急志愿者还需要熟悉国家应急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此公众志愿者在应急救灾时便能有效配合政府。而这种培训需要系统化、可持续化，未来是否可以有一个平台作为系统化的培训项目，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社区应急响应队的建设十分关键。每一个社区根据社区的大小，由当地居民、保安物业等联合成立应急响应团队，需对其进行培训，因为每一个人身处社区的人在灾害发生的时候都是第一响应人。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可以成为信息员，也可以做简单的、快速的搜救。
第四就是关于激励和保障。如今政府的专业力量、专业的社会救援队伍已经被国家应急部纳入政府的奖励和激励范围内，此乃好的发展方向。但对于社会性的社会力量、组织和个人，由于其更广泛、更松散、更普及，其激励体系严格来说尚未建立起来。如何建立相应的激励体系，让社会参与者在荣誉上、保险上和保障上有完善的制度，是下一步可以继续探讨的话题。在保险方面，前些年便有呼吁，让社会救援力量参与到救援行动中一定要有保险。而社会公众志愿者参与到这种行动中的保险是由其自行购买还是有社会支持，仍需探讨，而目前的希望是可以有社会支持。此外，如果社会公众志愿者在救援中出现了伤亡事故，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所有的救援者，特别是这些社会性的专业救援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是否有一个帮助这些社会应急志愿者的基金会，在发生种伤亡的时候、社会应急志愿者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能有社会救助机制帮助，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
吕孝礼：在救灾过程中广泛存在一个现象——英文术语叫 Disaster Convergence，也就是所谓的“灾害的集聚”，包括人和物资的不均衡集聚，尤其是在大量求助信息集中爆发的时候，救援队、各方力量以及物资大量涌入聚集到某些曝光多的灾区，而使得一些曝光低的灾区缺乏关注，这是一个在国内外具有普遍性的救灾问题。
涉灾群众、志愿者等群体的个性需求与自上而下的应急体系所能提供的基本支持并非完全吻合。现有的体系能够自上而下提供一个大平台，通过培训演练使得相关人员和组织被纳入到复杂的体系与程序中。然而，对于参与突发事件的一般志愿者而言，对他们进行自上而下的统合、吸纳均非易事。这批人在参与应急的过程中也需要组织化的工具和相应的管理手段。如何把这些一般性、相对比较分散的人员组织起来、连接起来需要体系化、易操作的组织管理工具赋能。互联网公司或者一些社会力量可以尝试探索相应的管理工具，这对于提升涉灾群众福祉也有帮助。
此外，这些社会应急力量也是第一响应人，对于第一响应人而言，他们如何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选择、有效自救和他救就成为重要的问题。这里以很多专家都了解的“釜石奇迹”为例。面对东日本大地震之后的海啸预警，分散在学校之外、不同地点的小学生们面临威胁进行了关键的自救，以及对家庭的他救。要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有品质的培训。“釜石奇迹”中的小朋友们接受的是具身体验式培训，而当前我国对于涉灾的群众或者一般志愿者等人群进行的培训，多以讲授式、宣教式为主，缺乏场景式、体验式的培训，受训者难以具身感知到周边风险和威胁。同时，我国应急生存技能的培训深度，以及如何将培训的技能转为应急现场的关键决策和有效行动，这些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和探索空间。
此外，受灾群众个性化、场景化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仍是有待努力提升的方向。以物资为例，应急管理部有自己的一套救灾物资体系，能够提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一些生存物资，如帐篷、棉被等。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在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他们还有更多切身的、个性化的需求，比如，女性或者特殊群体的一些需求，这是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很难去覆盖到的细节。未来可以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弥补政府层面这种大的应急管理体系在个性化服务细节上的一些工作的缺失。
张强：应急志愿服务是中国社会力量参与的一个重要基础。纵观我国整个社会组织发展，不难发现存在着“基层洼地”，对于社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怎么样让社区的草根组织、小微组织能够成为更有生命力、更有专业性、更有职能化的组织？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重要命题。
第一，需要社区化。要走进基层、走进社区，靠近重点人群及其个性化需求，特别是多样的脆弱人群的需求，是我们社会力量参与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二，需要制度化。需要明确最初制度的顶层设计，也要明确最后一公里、最后100米，能够到社区、到家庭、到个体的社会化路径，而且要平战结合，不能够只在战时发挥作用，非常态时的信任、能力、信息交互都有赖于在常态下的长期积淀。
第三，需要信息化。让信息化提高效率、真正服务到个体，而且连接相应的个体形成一个公共服务需求规模化的渠道，特别是在需求的感知统计、服务管理、服务绩效的监测等方面。怎么样加强信息化的能力和平台的建设，也包括数字化思维的建设、创新的概念普及等。在这个过程中，特别要致力于如何利用数字化的平台来促进政企社三者立体化合作网络的形成，既要完善政社协同，也要完善社社协同，更要促进社企协同，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第四，需要专业化。我们讲专业化，不仅是能力上，而且包括心理认知上的。要有专业化的服务理念、助人自助的认识，也要有同理心，还要有法律的基本思维，这是我们在社区，特别是应急职能服务中需要强调的。
李明：实际上现有的问题到最后很多可以归属于政策的制定、规则的确立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激励机制的建设。对此，有如下两方面的建议。
一方面，有关全流程、全方位的制度建设。这不仅仅包括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恢复重建，而且包括人员训练、科普宣教，应该是一个全过程，因为应急管理是全流程的，缺乏哪一个环节都很难做到另一个环节的有效。以人员训练为例，社会应急力量的训练，包括培训的方式、培训的模式都直接关系着救援供给的丰富性和实施有效性。如果缺乏训练的人员，在参与救援过程中必然容易出现问题。就具体的救援来讲，如何让更多的人去激励更多的人，尤其是促使有资质、有条件的人去参与救援，也是非常现实的。因此，激励机制的建设一定是全方位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要参与这方面建设，才能使得体系有效运行。当然，民间专业团队和和国家的应急救援力量的激励手段、措施、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参与激励的方式可能也有差异。
另一方面，激励机制在设计的过程中要点面结合。为了有效调动社区应急救援力量，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激励办法。由于社区应急救援力量的想法和思路具有独特性，因此从细微处考虑其需求来设置激励手段和措施，比如荣誉制度、保险制度、勋誉制度等。
李明：要完善平台体系的责任不仅要理清平台自身的责任，还包括平台各参与主体的责任边界，这是要建立平台职责体系，平台正常运行的核心内容。
首先要理清平台的自身责任。像网约车平台、外卖平台类似，平台目标是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推动交易进行的重要环节，承担撮合人类行为交互低成本进行，但不是承担行为的全部，更不应该承担一种无限的责任，而是在履行好自身职责的同时，应该有它的责任边界。同任何一个网络平台一样，发展初期应该有一个相对宽泛的责任体系，等发展起来后逐步规范，这是社会应急治理领域中，平台参与应该掌握的原则，但其责任边界应该理清，这也是平台能够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要做到各个主体之间实现各司其职。因为应急救援是相对专业的行为，具有一定专业要求和技术技能资质要求的，对于救援提供者接受专业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在培训过程中，接受培训者应该了解救援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资质去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都是具有一定的标准规范的。所以，只有明确各类主体、各司其职，最终才能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并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方面要求，个人认为在平台建设初期，同样也未必过于严格，因为这涉及到先发展后规范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平台如何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首先，平台的作用是实现在救援中供需双方的有效沟通。然而在信息社会，尤其是在网络社会的条件下，容易出现信息爆炸的问题，真实的信息、虚假的信息、有效的信息、无效的信息、有序的信息和无序的信息相互杂糅，成为最大的风险点。如何辨别和利用有效信息是平台健康发展必须注意的。通过程序自动抓取辨别、供需双方信息自动匹配，加上一定的人工审核等设置可以运用于其中。这方面，现有的各类撮合交易的平台，如约车、网上交易等平台经验可供借鉴，因为本质上他们都是在解决供需信息不对称行为的。
最后，也要需要注意对高科技条件高度依赖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应考虑到在极端情况下，因为种种原因电力供应不上，平台如何继续工作的问题。这在灾害条件下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当年的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汶川地震等，都遇到过，需要平台做好自身的应急预案。
李明：促进社会应急力量的发展要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设计来实现。这些激励机制对各方的激励是稳定的、可预期的、可实现的、执行到位的，这种激励机制可以在法律、法规、规章等成文载体实现，也包括党和政府的施政纲领、政策措施等去落实。甚至包括日常不成文、约定俗成的规则形式。
吕孝礼：应急管理作为一个行业，其历史还比较短，当前发展阶段仍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应急管理是一个公共产品，看起来跟所有人都相关，但是跟所有人又不那么相关，很难有较强的内生动力来推动该领域的专业化，促进公众参与。换句话说，人人参与应急，并非易事。未来的激励体系、政策设计等需要更多考虑这个行业本身的特点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张勇：新时期，数字技术的应用和高科技救援装备的应用，对于救援效率的提升和应急救援参与方的保护，会越来越好。而我们国家以国家的综合应急力量为主，以社会专业救援力量加社会公众志愿为辅，互相配合的国家大应急的体系，正在逐渐的走向完善。
滕超：希望未来能够通过腾讯的产品技术能力和大家一起把社会的应急体系推动好、建设好，把现有的问题逐步化解，从而真正实现全民都能参与应急，能更好地化解重大的公共事件的体系。
孙怡：正如开场时所说，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举办科技向善社会应急的专题论坛，非常笃定科技向善能够在大应急体系下发挥更大的潜力和价值。不仅每年讨论的话题能够从发散到聚焦，腾讯以及其他的互联网企业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也能够逐步地深入落地，给社会带来能够切实感知的改变。腾讯研究院和腾讯SSV社会应急实验室，后续也会联合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等专家，在这个议题上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推动进一步的行动方案。
新闻来源：腾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