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应急管理五十人论坛·第十届学术（青年）论坛设置了题为“推进应急管理能力专业化”的圆桌讨论，旨在就此议题向业界发出倡导。圆桌讨论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吕孝礼主持，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董关鹏、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原局长王振亮、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曾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主任钟开斌参与讨论，并分享了新闻发言人、救助打捞、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领导干部培训等行业领域工种专业化的建设经验。
视频实录如下：
下面是经专家核校后的文字稿。
吕孝礼：感谢大家，今天上午的议程还是比较紧张，但是论坛整体设计希望在圆桌讨论能够向整个业界发出一些倡议，相当于组委会专家对于未来应急管理事业的发展有这样一些构想或者倡议。昨天下午的闭门讨论和今天的圆桌讨论，我们都希望围绕能力的专业化这样一个议题向整个社会发出倡议。
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小的引导发言，希望引导（后续）专家的讨论。总体上来讲，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在公共管理领域就国家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这样一些新的工作部署，特别是在二十大的时候更为明确了，到2035年的时候希望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整个业界的讨论也包含应急管理领域，事实上关注体系的建设相对多一些，对于能力建设少一些。
如果说想要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可能有三个重要要素，体系、能力还有临机调适。今天我们的讨论主要还是希望围绕能力专业化，因为能力包含不同的维度，专业化在当下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要素。
同样我们回到探讨专业化问题，事实上专业化核心要素就是专长，你要干什么有一个标签，有一个独特的能力。对于专长，从学术角度来看，可能有一些是个体化的经验积累，是每一个领导干部，每一个救援人员身上（具备）的经验。还有一些是超越个体的，就是团队组织，整个体系有这样一个能力，这些知识也有一些是明确的可提取的，比如说学校里可以把知识通过教学培训告诉大家。还有一些知识是隐性的，需要大家（去）实践探索，在实践中慢慢地掌握，同时这些知识很难抽象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事实上还是希望工作不要把经验知识只停留在某一些领导干部的身上，希望形成一些职业群体，让整个业内工种甚至体系都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到退休的时候跟我沟通，我处置了很多突发事件，现在看起来我退了，后面好多经验在我这里消失了。最后一种情况是怎么把上述情况结合起来形成体系？比如典型的是飞机机场管理，我们的飞机起降的过程包含很多分布式系统，机长、空乘、地勤、塔台管制员每个不同工种只管其中一部分，最后能够确保飞机相对比较安全起降甚至避免一些事故发生，这里面每一个工种都有自己的隐性知识，通过体系设计可以让这个事情做得好，这是相对更理想更难实现的目标。
从国际探讨来看，近期美国同行围绕新冠疫情的应对有一个报告出来，这个报告主要调查领导者也是美国9.11事件调查的主要参与者。对美国应对新冠体系反思觉得整个体系中操作化能力在丧失（the erosion of operational capacity），大家谈的很多，谈空的战略，谈体系多，但是具体的操作能力相对少一些。所以真正应对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
总体来讲，应急管理领域尚处于行业发展早期，可能跟一些成熟的工种比起来还不成熟。在这样一个时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百姓或者整个利益相关者对我们的期待不会仅仅停留在”一案三制“或是体系建设，更希望有一些真功夫和真本事还有能力上的提升，所以整个期待也会发生变化。回到体系的（五年）规划中里面有一系列数字，对我们的能力建设在未来五年时间有一些更高的目标还有期待。像危化品安全生产规划中“实现具有化工安全相关专业学历或实践经验的执法人员数量达到在职人员的75%以上”，而现在这个人员数量还不到1/3。现实中有一些领域针对现状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希望能够通过指导地方政府为企业赋能，但是中间执行过程中可能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能不能真正实现设定的目标实现整个行业的能力的提升，可能也是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今天的讨论邀请了大应急领域的四位资深专家，他们所在的工种的专业化能力和专业化程度，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发展，真的有质的提升和飞跃。目前他们所在领域有一支队伍，有这样一批人可以拉出去，关键的时候这个领域真的很专业，可以解决问题。比如说新闻发言人这个领域，从非典时候开始逐步强化新闻发言人队伍的建设，尽管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讲这支队伍是能够站在媒体面前，能够相对比较专业的应对媒体和舆情。
再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经过20年的发展，我们在新冠的时候都感受到了：“流调”，都知道这个词，也有一支专业的队伍在后面支撑着这项工作，我们知道能帮助找到一些更近的传染者或者一些隐秘的感染者，能够让疫情在这个环节上相对有不少起色。
同样的这个领域在非典的时候也还没有关注，而实际上其人才培养体系也非常有特色，跟我们应急领域一周的培训比起来，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会有两个月核心课程，二十个月的现场实践，某种程度上希望能够真的赋能这样一个工种的专业化。
同样，交通运输领域救捞体系，到了今天看起来已经有海、陆、空三支队伍三位一体，能够对一些真正发生的事故开展救援，甚至走出国门参加国际竞标和国际援助。
同样在领导干部培训领域，汶川地震的时候深刻认识到了我们的短板，尤其是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长期对于领导干部应急能力开展大量的培训工作，逐步形成他们自己的教学体系，特别是在模拟仿真、案例教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我们希望第一个环节来探讨的问题，我们邀请了四个工种的亲历者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有哪些经验可以向我们交流，对其他的工种和行业能够有一些学习和借鉴，这是我们这个环节所要研讨的问题。
接下来先给每位专家做一个介绍，我介绍完以后每位专家有六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自己的工种经验。第一位专家是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董关鹏，整个新闻发言人领域从一开始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董老师是参与者，也担任很多在新闻发言人学会、协会中的重要职务。同样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董老师也是新冠专家组的成员，也是在武汉待了很长时间，给武汉包括湖北新闻发布做了很多一线指导工作，董老师经验非常丰富。有请董老师介绍一下新闻发言人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有哪些经验值得大家学习。
董关鹏：非常感谢吕主任和各位给我这样的机会向大家学习，特别感谢闪组长、薛院长多年来的信赖、厚爱与指导，让我们来自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也有很多机会参与应急管理工作的核心地带，近距离的向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精英们学习！传媒传播在最初的应急管理实践中是做助手的，我们是为大家做好核心的应急救治工作来服务、保障和支撑的，大家把应急管理的工作做好，我们陪伴大家把应急管理的工作“讲”好，因为我们既要“做”好、也要“讲”好，两个都要好。我们从新闻传播视角看应急管理，非常看重的是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必须要保持与公众的沟通，以前是通过主流媒体，再扩大到社交媒体，以前是很多单位应急了才沟通，现在是平时就要科普，时时都要沟通！应急管理中的新闻传播工作就是要始终保持与人民之间有一座畅通无阻的“心桥”。
中国的应急管理实践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我们通过多年参与式观察看到，重点、难点和关键点常常还是在基层。基层会、基层懂，则全局好，基层快、基层强，才全局稳。以应急中的传播为例，很多基层单位在多年前的“习惯”都是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先做后说、不逼不说，反正就俩字，不说！上级领导问你怎么还不说？他答我们只会做，但不会说，尤其打怵对媒体说。一些本可以在基层通过“边做边说”的方式化解的舆论舆情危机，结果层层上升到全局。形成这样的“习惯”，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基层人手有限，自然要优先先救治，越是基层的单位越是不太会配备专职的宣传干部和团队；再比如，基层单位的知识结构都是以应急核心业务为主，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实务，不仅学习不足，更是历练不够，很多人都是出了事才是人生第一次面对镜头、面对媒体、面对汹涌的网络舆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我国最早参与建设和推广新闻发布和政务公开制度的学术机构，二十多年前我很有幸也是其中一员。那个时候，李希光教授带领我、还有史安斌等几位青年教师得以在国新办指导下参与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和新闻发布制度在全国的推广。后来这个工作在应急管理工作中和公共管理学院交叉、相遇并合作起来。新闻发布在应急场景下最被重视、最受关注，也是人民对党委政府以及相关企业的“大考”时刻。我要再次特别感谢闪组长、薛院长，感谢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基地的同仁们，我们的应急知识、理论、工具都来自于你们最早的帮助。而我们也在应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现场专家咨询中测试、磨合、提升了我们关于新闻发布的理论与思考。
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委托清华大学对全国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这个培训班也叫“黄埔一期”发言人培训班，所以到现在也是弹指一挥间，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啦，想起来也是感慨很多。那时候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时候，应该说很多部门领导还没有感受到新闻发布的重要性，那些参与过应急特别是与“非典”疫情有关（的领导）觉得这样的培训班很有必要，而与“非典”疫情无关（的领导）觉得没有必要。
其实，所有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与我们的应急管理工作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这个最早进行新闻发布培训的“黄埔一期培训班”的前身，是2001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球传播时代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班”，这个培训班举办的背景，是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新闻传播的学者也和薛教授一起，分别都应邀参加了国务院有关领导专家的会议。会议以后，我们给国务院新闻办上报了一个材料，当时马上就批示了，提出在清华大学由李希光教授牵头举办一个培训班，2001年的这个培训班就是2003年黄埔一期班的前身雏形。这个培训班办完以后，大概在全国31个省都在举办类似的培训班。所以我说，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是因为“应急”而起，也是满足“应急”之需呢。
之后二十年的应急管理和新闻发布培训里，每次大家都要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突发事件发生了，官方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肯定要说的呀，而且要及时有效地说，要抢占舆论高地、要挤压谣言空间，要让真相和事实成为大家的共识。
那时候，很多单位“低调”到好的事不说，坏的事更不说，突发事件至少不是好的，那肯定也不说。还有些单位强调，要以严谨为原则，要等结论，等有了结论再说。我们在授课的时候就问这些学员，有结论一般需要多久？他们说结论需要三天、三周、三个月，最慢的三年，我说等三年再说那就都晚了，他们居然说如果大家忘了就不说了。那个时候，我们新闻传播专家和应急管理专家非常一致的认为这肯定有问题，但是推动一些“习惯”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新时代、新气象，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最根本的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很多都是关于应急管理中的舆论引导工作的，要求明确、要求很高，共识形成、目标清晰，那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既要做好，也要讲好”，在应急管理的全过程都要确保新闻发布不断线、回应关切不拖延、释疑解惑要及时、辟谣纠偏随时随地！
在今天，我们谈应急管理不谈传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全新的、权威的国家应急管理部设有新闻宣传司，在中宣部新闻局分管应急新闻工作多年的申展利局长出任了应急管理部的首任新闻发言人（兼任）新闻宣传司的司长。这是中央对应急中传播工作高度重视且制度化提升要求提升标准的重要表现！这次的疫情中跨学科研究应急的学者也非常积极，大家既写pandemic（流行病）也写information（信息），所以合在一起也研究infodemic(疫情信息)，所以这是很大的变化。也在全国新冠肺炎处置专家小组成立的当天，我们既看到了名单中有卫生界包括生命科学界的大咖，也看到了社会科学的专家。薛教授、彭教授作为社会科学的应急管理专家入选，我和国防部原新闻发言人兼新闻局局长杨宇军大校，一起作为政务公开新闻发布专家而成为专家组的成员。
5G全媒体时代，应急中的传播专家任务更加明确、紧急、重要，我们主要是陪伴大家应对几个全新挑战：第一个挑战叫高速的舆情，第二个叫百变的舆论，第三个叫海量的信息，第四个叫“视频“第一。
首先，“高速的舆情”有多快？现在的网速比五年前快了50倍不止，因为现在是第五代移动互联网了。很多时候，应急管理中忽略新闻发布工作的单位，就会出现“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走遍了世界每个角落”的情况。以前是应急工作要反应快、做得快，现在是同期的“说”也得快，以前是先查原因、先等结论，再考虑说话，现在是不等结论，直接说、抢先说、不停说。我们达成共识的是“快讲事实，重讲态度，诚讲措施”。如果原因查明、结论做出，那就加上一句“慎讲结论”。没有查明原因、尚未作出结论的时候，简单的事实、隆重的态度、务实的措施总是可以讲的！
第二是“百变的舆论”。突发事件中，舆情一旦爆发，舆情生命周期通常有三到七天，而且中间还会多次“翻转”。一些当事单位觉得已经引导好的舆论，很有可能隔了一个晚上还会卷土重来。很有可能连续几个早上，舆情都是准时的、反复的一再出现。多年前一些单位动辄通过删堵信息的办法，现在已经毫不奏效了，大家都知道要通过发声明、接受采访或者举办发布会等方式来引导舆论。但是也有单位存在急于求成的情况，总是期待一篇声明、一次采访或者一场发布会就可以“搞定”舆论，这个愿望往往非常不切合实际。我们知道，人生病了，比如感冒了，吃药加休息都要一周才能康复，我们怎么能期待突发事件是一篇声明、一个采访、一场发布会或者几条微博抖音就搞定的？实践中，突发事件的舆情持续一周是常见的，持续三天或者更短的话，那就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很可能不是自己的努力导致了舆情提前结束，也可能是其他单位有了更大突发事件、更大突发舆情而带走了舆论的关注。我们通常建议大家做七天乃至更长的准备，至少要陪伴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定力、耐力、毅力这“三力组合”，往往可以战胜百变且反复的舆论挑战。
第三是“海量的信息”。5G全媒体时代，生产和分发信息的门槛都不断降低，垃圾信息、无效信息很容易泛滥。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应急管理中经常看到的是突发事件早期“媒体产能过剩与当事单位信息供给严重不足而形成的矛盾”。
第四是“视频第一”。应急传播只有文字、图片都不够了，群众现在最常看的是短视频，所以要善于用视频方式在应急传播中做回应、做解读、做说明都是新的要求。
回顾二十年参与的应急传播专家工作，从课堂培训到前方咨询，我们汲取各方经验，建议大家都能够做好三大体系的建设工作，并提升三个特别重要的能力。
首先是应急传播的“话语体系”，一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听得进、听得懂的话语体系，以及提升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应急内容能力”。话语体系关键在内容生产和储备，其基础是精准和高质量的口径-话术-语料储备。应急传播实践中的任何官方表达，都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科学为指导，以政策为底线，提前准备、言简意赅，各方共识、反复推敲，集体智慧、最优选择，经上级领导批准并授权适合对外发布的正确表述。数年前，深度访谈了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和联邦应急署的高层官员和新闻发言人团队，访谈了欧洲很多国家的应急管理机构传播专班，为了迎接更快网速时代到来，他们都在提前要应急口径库/话术库/语料库，以求在第一时间从容发声而获得主动。这些年，很多中国的机构也在做这个工作，非常不错，甚至还加上信息化系统的便利帮助，一些单位甚至已经在使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自身话语的生成了。
其次是应急传播的“叙事体系”，这是说服公众、形成认知的重要过程。说服，就是你的事实大家能不能接受，你传播的内容大家是否信赖，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我们所说的“应急说服能力”。我们要想尽办法的去说服，促事实变共识、把知识变常识、让情绪变情感。一些来自中国应急传播一线的先进经验非常宝贵也特别管用，比如“要抢先发布时间轴，要及时推出逻辑塔，要适时给出证据链”。这个“轴-塔-链”被反复使用，用过都说好！
最后一个体系是叫“传播体系”，这里既包括前边说的“预传播-正传播-再传播”，强调提前科普对突发事件爆发后应急工作的重要性，也强调应急救援后反复进行的归纳总结式再传播。这里凸显的是“应急过程能力”，我们形象的比喻，“应急管理的当事单位要全过程紧紧的拉着全媒体舆论的手，不离不弃一起往前走，只要你一松手，舆论就会拉着别人的手，等你再回头，这段经历会不堪回首，这样的遗憾，应急管理实践者不要拥有……”。一点体会，些许建议，不一定成熟，供大家参考，请各位指正！
吕孝礼：非常感谢董老师精彩的发言，带我们回顾了整个应急沟通全媒体时代特点变化，也非常简练给我们指出在做媒体沟通或者公众沟通的时候的一些干货，但是可能真要做得好还需要有更多的锻炼还有更多的演练。由于时间关系，这个环节就先这样，回头有机会再请董老师深入分享。下面有请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原局长王振亮，他先后从基层一直到交通运输部，已经退休，他曾经参与一系列海事事故包括其他领域事故的救援工作，也包括空难等一些救援保障工作。总体来看，对于整个救捞领域的发展是亲历者，应该也是很多政策的出台者跟谋划者，所以我想他对于救捞体系应该有很多自己的体会，接下来就请王局长分享他的体会。
王振亮：尊敬的闪教授，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教授，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现在是下午好了。非常荣幸应邀参加今天的圆桌讨论会，实际上给我提供了一个向大家学习的机会，同时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向大家汇报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相关情况的机会。救捞系统应该说好多人听起来比较陌生，面比较窄，但是我们这个系统也有它的特色，今天简要向大家汇报有关情况。
第一个情况，交通运输部的救捞系统成立于1951年，当时叫中国人民打捞公司，到现在总共由12个单位组成，其中包括交通运输部救捞局；还有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救助局；烟台、上海、广州三个打捞局；北海第一，东海第一、第二，南海第一、第二共五个飞行队。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对三个救助局三个打捞局和五个飞行队实施统一垂直领导和管理，三个救助局在我们国家沿海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总共设置了24个救助基地，救捞系统现在有救捞职工一万多人，有救捞船舶217艘，有救助直升机、训练机24架，救捞系统到现在成立72年，应该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逐步建立起来一支三个“三位一体”的专业救捞队伍：建立起了救助队伍，打捞队伍，飞行队伍（“三位一体”的救助队伍）；人命救助，环境救助，财产救助，“三位一体”的救助职责；空中立体救助，水面快速反应，水下抢险打捞，“三位一体”的救捞格局。应该说救捞系统走出了一条符合我们国情、符合民情，独具中国救捞特色的救捞发展之路。从现在它的一些成长情况来看，确实完成的业绩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国外同仁的广泛赞誉，被称为党和政府构筑在海上的德政工程，这是向各位汇报的第一个基本情况。
第二个情况，向各位汇报一下救捞系统基本定位，四句话：第一个是国家海上专业的救助打捞队伍，第二个是国家应急救援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个是履行国际人命救助公约的主力军。第四个是交通战备的重要力量。
第三个情况，向各位汇报一下救捞系统的主要职责，履行人命救助，环境救助，财产救助，沉船沉物应急抢险打捞，海上消防职责。另外还要执行特殊的政治、军事、外交、抢险救灾等，这是刚才给大家汇报的代表国家履行国际人命救助公约，保障我们国家战略能源通道的畅通安全。
第四个情况，救捞系统的主要业绩，救捞系统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最高追求，把履行好救捞职责作为第一要务，从成立到现在成功地救助了遇险人员85000多人，其中外籍人员13000多人，成功救助遇险船舶5500多艘，其中外籍船舶1000多艘，成功地打捞了沉船1800多艘，其中外籍沉船100多艘。应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我们靠的是顽强的具有战风斗浪、不畏艰险的前线一线救捞职工，这是主要的业绩。
我再向各位介绍一下专业化建设情况，第一是全力打造“三坚、三精、两关键”专业化救捞队伍。按照党中央要建设精干实用国家救援队伍的要求，交通运输部为我们提出了要建立一支信念坚定、作风坚强、执行坚决、人员精干、装备精良、技术精湛，在关键时刻能起关键作用的专业救捞队伍。应该说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全力打造救捞队伍，现在救捞队伍的能力和实力在国际上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一流的，我们的飞行员现在能够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进行飞行，可以飞行舰载机，其中有些飞行人员在台风期间都（能开展）救助，我们的救捞船员经常是顶着台风值班、待命，执行救捞任务。我们的潜水员，原来的作业水深是60米，现在达到了300米，这是经过多年的磨砺和训练完成的。
第二个专业化是全力打造现代化、专业化装备，实际上救捞装备在执行救捞任务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现在我们装备的水平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救助船舶由原来抗击9级风、6米浪高，到现在可以抗击12级风、14米浪高。在这种情况下要出动救助，我们的直升机要在10级风条件下出动救助，我们的打捞船舶可以在3000米水深作业。应该说这些装备同时使用后，对快速处置海上重大突发事件，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发展我们的海上经济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的饱和潜水领域，打破国外垄断封锁，我们已经达到了313.5米。
总的来说，我们就是要按照人才、装备、技术专业化要求，来打造全天候应急预案队伍，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证冲得上去，救得下来，潜得下去，捞得起来，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后欢迎大家到我们系统来指导，谢谢！
吕孝礼：非常感谢王局长，这（救捞）是一个体系，不仅仅是一个工种，这个体系的复杂性大家可以理解，王局长给了我们一个全貌的介绍，大家想了解更多，他们也拍了一个电视剧《碧海雄心》，包括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紧急救援》，大家想要有更多的了解建议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电影和影视剧。
接下来有请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曾光，他先后参与很多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比如说最近新冠疫情应对过程中，曾老师是高级别专家组的成员，在非典时期为北京市和其他地方的防控工作做了大量的贡献，也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过讲解。曾老师应该说也是身经百战，现在也有很多的学生在这个领域继续从业，我想曾老师应该是感觉到非常自豪的。接下来听一下曾老师到底有哪些经验和历程分享给大家，曾老师，有请您！
曾光：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公共卫生尖兵队伍，这个队伍就是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可能以前对我们不太熟悉，但是经过新冠封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早在武汉打仗的队伍，公共卫生带头人是出自我们这里，比如说在天津的女福尔摩斯张颖也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国家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是出自我们这个队伍，现在有十几个省级疾控中心主任、副主任都是经过我们这个队伍培训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支队伍，这个队伍实际上有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是美国疾控中心，他们那里有一个EIS，美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搞这种培训了，为什么做这种培训？因为对于在美国各大专业院校毕业的医学博士或者公共卫生硕士甚至哲学博士，这些人真正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他们感觉到这些人虽然有知识，但是实践经验远远不足，需要认真培训。这里就像一个侦探，这个侦探法律学得再好，如果不经过大量的实践，你是完成不了复杂的侦探任务的。
所以我们现场流行病学又被称为医学侦探，医学侦探是怎么培训出来的？它是专业培训，要培训两年，全脱产培训两年。这个在美国就是这样，只是用十分之一的时间讲课，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于实践，把你派到现场，在两年中有任何公共卫生事件来了以后都需要你赶到现场去做处理和调查研究。如果你解决不了问题，再请示地方的老师和美国CDC老师给你进行指导，不但需要把问题调查清楚，而且希望要解决问题。
这种就跟博士的研究模式完全不一样，一般科学研究问题调查是为了科学发现，工作是有计划进行的，选择一个题目要做开题报告，为了开题报告准备几个月甚至上年的时间。可是现场流行病学事情发生以后要立刻赶到现场，要硬碰硬，不管问题熟悉不熟悉都要接着干，都要搞清方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仗（如果）打不好，会给以后的工作和整个社会反馈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所以实践需要两年时间。我是在美国接受过这种培训，我回国以后就希望这种培训能在中国也建立起来，但是实际上就这种认知能被社会认识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国家有硕士学位有博士学位还有博士后的培训都有，为什么还要开展线下流行病学培训呢？而且这里是没有学位，克服这种思想很不容易。
我从提出这个建议，中国要开展这种培训以后，到真正能够建立起来花了15年的时间，后来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基会赞助下，在我们国家卫生部领导下才开始。以后我们经过SARS就显出这支队伍的作用，以后经过很多的战役，比如说在云南发生原因不明猝死，威胁云南几百万少数民族人民健康，多个调查队调查不清楚，是我们这支队伍去调查清楚的。2007年出现药害事件，住院的血液科的孩子有200多个孩子在全国都出现了瘫痪，这个又是查不出来，后来又是我们这支队伍查出来的。我们在SARS期间，也是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SARS潜伏期多长？疾病谱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传染性？应该采取什么防护策略？都是这支队伍先到现场搞清楚的，所以这个队伍经过这段时间的培训锻炼，在国内认为我们是中国公共卫生的黄埔军校。
我觉得黄埔军校是我们第二个老师，为什么是第二个老师？因为黄埔军校实际上培训时间很短，比如说黄埔一期只培训7个月，以后各期也都是一年左右甚至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双方出现那么多的将帅？就是因为这些人到了黄埔以后有了黄埔精神，把一些有志者聚集在一起了。比如说黄埔军校门口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为革命者来”，另外校训自立自强，爱国爱民，团结进取，全力以赴。现场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也是一个苦差事，收入比较低，但是必须团结有志者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强调四种精神，敬业、团队、探索、求是，这不是简简单单学习美国、学习黄埔军校，而是结合中国公共卫生的实际情况去开展培训。
这个培训有这么几点，第一点中国跟美国不同在哪？美国只有一个培训每年培训70多人，因为中国人口多，我们现在除了连续，每年都要招生，除了全国培训以外还建立了省级培训。另外不但有两年期的全脱产培训，还有9个月的培训，就是为了中西部地区要求进行这样的培训，我们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培训基地，这样可以持续进行下去了。国家疾病控制局建立以后就明确了一点，国家队伍必须经过现场培训，我觉得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这些成绩还希望大家能给予指导。
吕孝礼：至少在卫生领域现在很多做法还是跟这个非常相关，时间相对比较长，有集中培训也有后续的实操，这个在公共卫生领域大家还是有一些共识的。接下来有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主任钟开斌，从硕士开始参与我们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很多的实践工作，包括近期参与了“7.20”特大暴雨灾后调查等等工作，他从一毕业开始就在中央党校开展应急管理，特别是领导干部教学工作，逐步成长起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党校的领导干部，我想他作为亲历者，对于怎么开展领导干部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的意识能力有很多的心得，有请！
钟开斌：非常高兴参加圆桌论坛。刚才孝礼老师也介绍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展应急管理专题培训超过15年，我们一直在推动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应急管理的专业化特别是能力的专业化。这项工作很重要，但是也非常难。说重要，在党校（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大部分班次都排了这方面的课。说难，每一次领导干部上完课以后总是要问，这个工作很重要，你老师要告诉我，到底这个事怎么做？这背后就涉及到标准化、专业化的问题。党校（行政学院）培训分三块，第一块是理论教育，第二块是党性教育，第三块是履职能力。应急管理本领怎么增强，怎样更好地保护生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主要放在履职能力单元里面。
十几年摸爬滚打，我们团队总体感受推进应急管理能力专业化有四个要点。有的是已经做了，有的是未来要进一步努力的。
第一个要点，能力要具象化。党委、政府可以提一些相对来说抽象的概念，比如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但是对于理论界包括教育培训机构来说，特别是对党校（行政学院）来说，一定要把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东西。换句话说，对应急管理要有一个结构化凝练的东西，到底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如何搭建四梁八柱？我们现在把应急管理分成三个层面给领导干部来阐释，上层解决理念的问题，包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两个至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层解决体系的问题，包括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预案方案等；下层落到能力，具体怎么干。
能力需要分类、分级、分段、分主体进行。比如针对省部级领导干部，我们重点阐述三项能力，一是综合研判能力，二是统筹指挥能力，三是组织动员能力，大灾巨灾面前最主要的事这三项能力。最近我们也在梳理，应急管理能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点上的能力，有单兵作战的能力（如新闻官、指挥官、情报官、风险评估官）；还有线上的能力，也就是同一个应急管理系统前端后端怎么衔接；还有面上的能力，某个地方出现重大灾害了，整个辖区范围内怎么组织指挥调度力量；最后还有体系能力，跨区域大规模如何作战？将来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包括理论界、专家在内，共同研究提出一个中国应急管理能力的图景、图表。
第二个要点，做这项工作一定要进行能力的实操化。能力一定是练出来的，所以在党校（行政学院）这几年重点培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案例教学，二是模拟演练。案例教学就是案例的复盘、评估、总结，我们开发了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等，把现实生活的鲜活事例放到党校（行政学院）的课堂上。模拟演练就是假想一些风险场景进行压力测试，领导干部来了直接练，放一个视频，出一个场景，领导怎么做批示、怎么组建指挥部、怎么进行发号施令，一些重大两难的决策困境怎么去取舍，通过实操化的东西提高能力。
第三个重点，要关注能力的整体化。原来干部教育培训更多强调个体能力，你作为厅局长、县委书记、县长，应该有什么意识或者能力。现在更强调团队的概念、整体的概念、跨区作战的概念，也就是进行指挥部成建制演练，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包括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区域进行团队培训。
第四个要点，能力的制度化。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指南，把好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成为制度化安排，给领导干部提供借鉴参考。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原来更多是靠经验进行指挥组织，将来更多靠制度。这是我们初步探索的四个方面，希望各位专家给我们多指导、多支持。谢谢！
吕孝礼：非常感谢钟开斌教授，点线面具象化，应该说也是在探索过程中也有很多前期的工作。按照正常的流程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的东西，我估计今天时间关系很难往下进行了。简而言之，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现状，最后总得想怎么破局，有哪些破局的可能，包括有哪些制度可以让我们有更好保障。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可以让每位专家围绕这个问题，把你准备的观点最核心的一句话说出来。
董关鹏：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破圈，因为太多应急的同志常在应急圈，基层总在攻坚圈，我觉得破圈，把所有的圈为大家所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安心放心，对应急工作充满信心。所以（如果）只做好眼前的事，不抬头看路，不按总书记说的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是不行的。党史告诉我们，枪杆子加笔杆子，一百年的宣传经验既做实干家也做宣讲家，总书记三年来关于应急加舆论的重要批示，既要做好又要讲好，所以我觉得把这项能力，刚才开斌老师说得特别好，应急能力是党政干部的重要能力，传播加应急能力是应急干部重要能力，谢谢！
王振亮：我是这么理解的，作为国家专业救捞队伍能力建设或者专业化的建设，除了救捞人才装备技术专业化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精神的弘扬和作风的传承，风险很大要去救援，你的体魄再好，装备再好，技术再好，你没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也不行）。所以为什么提出“三坚、三精、两观念”，信念要坚定、作风要坚强、执行要坚决，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所以我们救捞精神的精髓就是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个精神支撑了我们70多年，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做到关键时刻冲得上去，救得下来，潜得下去，捞得起来，今后我们还要大力弘扬救捞精神，把这种好的精神和顽强的作风一直传承下去，谢谢大家！
钟开斌：我用的关键词是融合，第一就是干和学要融合，一定要干中学，学中干，应急管理能力才能进步。第二个融合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融合，今天各位专家在理论界一定要融合，应急管理能力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既是实践也是理论，要相互融合。
吕孝礼：非常感谢，今天确实因为论坛的时间设置问题没有让各位专家展开，我相信提前给了一些问题之后，专家都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发出这样一个倡议，希望大家以共同体为核心做一些跟业界的合作，希望未来的几年能够扎扎实实推动一些工种的专业化。我们也是两边融合，理论实践融合，推进一些比较务实的工作，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