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一聚焦“宏观体系、政策与历史”，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米加宁主持。

分论坛一现场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讲师蔡秋蓉展示了题为“基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分析框架”的研究。蔡老师从表层、中层、深层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认为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是立体透视一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可靠视角，提出国家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何通过治理体系进行应对的问题。研究还发现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由领导指挥层面和协同支持层面构成的党政结构，通过压力传递机制、注意力变动机制、决策圈层机制三个层级递进的决策机制发挥了回应功能。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演练教研室主任邓云峰与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林鸿潮对文章做了点评。邓云峰教授认为，对系统学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要从复杂科学、复杂系统的角度去认识。林鸿潮教授以疫情中话语能够在国家法律框架下起到动员功能为类比，对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为研究出发点表示了肯定，认为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分析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宇环副教授展示了题为“中国传统社会疫病治理的过程机理与逻辑进路——基于汉、宋、明三朝的案例研究 ”的研究。李宇环教授从当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的应急响应迟滞、医疗物资供给不足等问题出发，基于历史分析思维挖掘传统社会疫病治理的经验与智慧，运用“结构-过程”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汉、宋、明三个朝代疫病防治前、中、后三个阶段的治理体制、行为主体及其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传统社会疫病治理两千年来的逻辑演进特征，并提出了古代疫病防治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现实关照的回应，研究以古鉴今为未来的传染性疫病防治提供了历史思维方法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李明、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主任王林对文章做了点评。李明教授肯定了该文的选题角度，认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既包含对现实问题的深度关切，也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学术研究寻求的是贯通古今的规律。社会科学领域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多基于本土化现实和历史研究和思考。王林教授对基于历史来对公共医学进行研究的方式表达了肯定，并提出了由该研究生发的其他7个研究方向，如加大全国、全球的地域性防疫研究、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比较性研究、疫病治理演进的扬弃和内在逻辑规律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陈妹展示了题为“美国应急规划政策范式变迁研究”的研究。文章分析了2008年至今FEMA发布的5个战略规划，从重大突发事件的背景和政策文件以及关键词频的体现，将美国应急规划政策范式划分为标准化和社区化和准备化、公平化的四个阶段，并提取了各阶段政策问题构建、政策理念指引、政策目标设置、政策工具及基准的主要内容。同时，在分析应急规划政策范式转变的演进因素基础上，提出了重视应急规划变迁中的政治话语、聚焦关键节点形成可通约的政策范式等现实回应。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童星教授与西南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李华强教授对文章做了点评。童星教授指出，我们一方面要以古鉴今、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也要兼顾中西方对比研究。李华强教授对论文修改提出了细致的建议，并指出论文应对美国的应急规划政策进行经验总结，提供对我国应急管理发展的比较借鉴，给文章的落脚点以现实依托。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副研究员王妍妍展示了题为“不确定灾情信息下面向多源并发需求的应急资源多区域协同优化配置研究”的研究。王妍妍老师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资源配置面临的困境为起点，从救援过程中信息不准确、多地区短时间产生大量资源需求、应急资源配置碎片化、区域间供需存在差异等方面，研究应急资源区域协同优化配置。文章建议未来应进一步推进区域协同应急的开展，构建区域间应急响应命运共同体。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凯教授与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祁炜副教授对文章做了点评。刘凯教授认为，过去几年无论是公共卫生事件还是自然灾害事件都凸显了应急物资调配的重要性，也是衡量我们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祁炜副教授表示，在城市安全韧性、跨区域物资部署的研究中，非常期待能在运筹学的方法里看到公共管理学专业领域的洞见和认识。

分论坛二聚焦“应急中的组织行为”，由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吕敬民主持。

分论坛二现场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韦林沙，基于S市X社区应急动员过程案例，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社区应急动员中的运用有助于提高社区应急动员成效，这既启发应急治理关注治理维度的调整，也启发公众关注“附近”空间所蕴含的力量，在以人为中心的应急动员中构建城市社区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朱正威教授与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曹峰老师对文章进行了点评。朱正威教授提出，进一步研究应聚焦中国社区治理的特性。社区是灾害风险的承载主体，是执行的末端，也是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因此理解中国社区，把握好中国社区治理的政策导向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曹峰老师提出，上海社区有其独特的治理传统，需结合实践深入理解上海特色并结合“以人为中心的动员”予以阐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向天怡以美国地方政府公共交通部门为例，从组织构型视角探讨推动公共组织应急准备协同行动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机制都可以实现积极的应急准备协调行动，而管理者的决心是其中的核心要素。

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彭宗超教授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永驰教授对文章进行了点评。彭宗超教授强调未来组织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分工和协同，考虑引入博弈论来研究组织冲突博弈、合作博弈，打开协作的过程；还可以关注应急情景下组织协同的特殊性，考虑将心理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引入其中。马永驰教授认为未来应关注信息化战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以及这一趋势中组织构型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加强对临时性组织构型的关注；加强组织构型研究从常态到非常态，从归纳法到演绎法，静态特征到动态特征的拓展，并加强与其他组织理论之间的对话。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石佳以西安市2021年和2022年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为例，对比分析组织适应和危机学习的过程和重要因素，总结动态灾害环境下组织适应机制。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容志教授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胡象明教授对文章进行了点评。容志教授认为，组织间网络关系研究对于理解组织适应灾害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机制，未来可以从中国的条块关系视角，进一步提炼中国情境的本土实践经验。胡象明教授提出后续研究应当引入更多元的研究方法，例如实地观察等，为案例分析提供更丰富的行为视角，发现总结行为模式。

福州大学张晓君副教授基于应急预案修订的视角探讨中国机构改革后组织间合作的适应性问题，发现中国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趋于统一指挥、更多跨职能合作和更优的网络结构。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海波教授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钟玮与对文章进行了点评。张海波教授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讨论集中式组织结构和网络式组织结构之间的差异，并纳入多案例对比研究方法。钟玮副教授提出未来研究应厘清危机情景中适应性的概念，并阐释其中的因果关系。

分论坛三聚焦“风险沟通的回应”，由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夏学民研究员主持。

分论坛三现场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黄纪心展示了题为“How do diversified pandemic-related demands affect official response strategies in high-pressure contexts?”的研究。文章从政治沟通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诉求吸纳-信息处理-政策调整”的政府回应性分析框架，以西安应对德尔塔变异毒株为例，基于人民网“领导人留言板”中政民互动的数据记录，采用自动与人工相结合的文本分析方法识别了公众多样化涉疫诉求，进而利用赫克曼选择模型（Heckman Selection Model）分析多样化涉疫诉求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机制，从而凝练疫情压力情境下政府回应模式及其选择策略，为提高危机情境下政府回应能力和丰富政民互动知识图谱提供参考。研究发现，不同于常态化情境下的选择性回应策略，疫情压力情境下政府对所有涉疫诉求采取差异化回应策略，同时对非涉疫诉求采取单一化回应形式；相较于常态化情境，疫情压力情境下的政府回应能力显著提升，公众诉求和行为特征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机制有其独特性，不同于常态化情境下的研究结论。

兰州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沙勇忠教授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长聘副教授徐建华老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沙勇忠教授认为，本文构建了高压环境下政府回应分析的理论框架，得到了一此有价值的研究发现。但所关注的“高压情境”还需进一步界定，需要明确疫情背景对探究高压情境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思考政治沟通理论对本文研究问题的契合性；文章的部分假设常识性较强，不够具有吸引力；赫克曼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分析结果直接定义为因果机制欠妥。此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讨论不足，削弱了文章的理论贡献。徐建华教授提出，文章研究假设的理论基础仍有不足；题目中所强调的“How”并没有在研究内容中得到回答，更多探讨了需求和回应策略之间的关系，而尚未涉及因果机制的层次。此外，研究问题、假设与研究主要内容之间的联系需要更加紧密。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吴冰莹分享了题为“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risk communication considering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研究。文章借鉴流行病学SEIR模型，通过仿真模拟方法，分析了政府治理行为对公众风险信息散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的治理行为对公众风险信息散播具有显著影响，政府的管控措施能够限制风险信息的传播，不过对不同角色的公众的影响有所差异。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朱伟研究员与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长聘副教授王琛老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朱伟老师认为，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所关注的治理与风险沟通主体，将风险信息在模糊性、复杂性、紧迫性方面的具体特征纳入模型中，考虑这些特征的异质性对结果的影响。王琛老师肯定了研究风险信息、风险沟通、多主体协同治理之间关系的创新性和重要性，认为研究未来需要就政府干预的目标、逻辑，模型的参数设置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理论说明和操作说明，在案例选择方面需要考虑事件本身是否为自然过程这一问题。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徐浩分享了题为“运用沟通信息促进公众对优化防疫政策的支持：来自调查实验的证据”的研究。文章借助调查实验的方法，在我国防疫政策转变的节点收集了公民相关数据，探究了沟通信息发布的内容框架与方式对公民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风险的沟通框架更有利于公民支持政策转变，而专家观点以及讲述故事的方式更利于公民支持政策转变。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曹志冬研究员、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院长吴群红教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曹志冬老师肯定了该项研究的研究价值、实践意义以及研究的规范性，同时针对随机抽样调查实验分组的操作规范、样本代表性、对照组设计等给出了建设性意见。吴群红老师高度认可了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意义，以及肯定了学者对“优化防疫阶段”这一现实场景的高度敏感性，并就未来研究在信息内容、形式等方面影响因素叠加，包括社交媒体信息等其他影响因素的介入与具体机制的探索方面提出了建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钟其锡分享了题为“Information insufficiency matters: social media risk information exposure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in a crisis”的研究。文章立足信息寻求和处理理论，借助大样本公民问卷数据，实证分析社交媒体风险信息暴露对公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媒体风险信息暴露频率越高，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低，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在已有文献关注社交媒体风险信息带来负面情绪，从而降低政府信任的基础上，文章认为高频的社交媒体风险信息暴露也带来了更多社会规范压力，提高了公众的信息不充分性，增进了公众进行系统式信息处理的意愿，从而更加依赖权威机构作为信任的信息来源。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苏桂武研究员、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尚清老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苏桂武老师肯定了选题的意义与写作的规范性，认为文章需要更加清晰地阐释理论假设提出的内在逻辑和可靠性，同时明确文中风险信息、风险感知和信息不充分性等概念或提法的实际含义与操作化测度的方式，未来可以进一步挖掘性别及年龄等控制变量当中所反映的一些异质性；雷尚清老师认为文章研究规范，关注社交媒体意义重大，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信任和机构信任的区别，丰富对信任的测度结构，讨论差序信任结构在风险治理情境下的特殊性，在概念使用、样本代表性等方面加以改善。

分论坛四聚焦“个体、企业与安全应急”，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秦绪坤副所长主持。

分论坛四现场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张永宝分享了题为“How safety accountability impacts the safety performance of safety managers: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的研究。文章探讨了安全问责对中国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个人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中介作用方面，安全问责存在“双刃剑”效应。安全问责既可以通过提高安全管理人员的职业认同来提高安全绩效，也会造成安全管理人员的角色过载而降低其安全绩效。并且，安全氛围调节了职业认同和角色过载的中介作用。

应急管理大学(筹)华北科技学院校区颜烨教授、江南大学国家安全与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红教授。颜烨教授认为，该论文将安全问责与安全绩效相互关联，通过对安全体系进行风险影响和企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的研究分析，为企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了新思路。但是，作者要注意的是，安全生产领域通常将问责制定位于行政层面（最初是2001年国务院出台一个《办法》），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对官员进行问责，很少关注企业内部安全责任考核；企业内部一般叫安全生产责任制，1963年就初步提出来了，一般是内部按安全指标进行考核。当然，作为学术研究，这方面也是可以进行创新探索的；而且，我们很希望看到这方面的成果，对相关部委制定出台企业内部的安全问责规则有所启发。另外，要进一步挖掘分析安全问责与安全绩效之间中介因素的具体影响，比如，安全管理者的工龄、经历、专业不同，以及安全氛围和企业环境不同，对安全管理者的职业认同、安全绩效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陈红教授认为该论文在核心概念的定义上还需要进一步商榷，细化对“问责制”概念的解析，以及扩大样本、注意研究假设和变量设置的规范性。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管理学院讲师黄利芳分享了题为“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analysis of business recovery after an earthquake: a case study from New Beichuan City, China”的研究。文章基于中国北川新县城2014年-2020年的现场调查数据，利用GIS从分析了企业恢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以此为基础探讨商业长期恢复能力的差异和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灾后商业恢复存在明显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局部来看，北川新县城灾后商业恢复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的空间聚集特征，导致不同区域商业恢复存在明显的差异；灾后商业恢复的各种聚集形式的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但高-高聚集形式的集聚度逐渐降低，而低-低集群在逐渐增加，导致越来越多的区域演变为商业恢复困难区域。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合作处副处长王昊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主任李瑞昌教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王昊教授建议在灾后重建研究中，可以更多关注商业空间的恢复，而不仅局限于物理空间。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数据来源，将包括遥感影像和网络大数据等在内的多类型数据来源纳入考虑，数据处理与分析的手段可以更多利用包括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并且在商业空间恢复的研究中不应仅停留在外在的表象与规律，还需进一步结合市场环境、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定量探讨其内在的影响路径。李瑞昌教授对该研究数据的珍贵性、结论的丰富性表示赞赏，同时建议作者进一步展示研究的意义，补充理论阐释，细化对空间分布特征的描述与分析。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杨颖分享了题为“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参与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的驱动因素研究”的研究。文章通过扎根理论探索调查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参与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的影响因素，并使用TISM模型和MICMAC方法进行建模分析，建立了14个因素的结构模型。研究发现，最关键的驱动因素是企业自身发展需求、技术相对优势、公共部门高效应急管理需求、应急管理现代化。与此同时，数据管理能力、企业声誉、智慧应急资源共享、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企业社会责任同样也是驱动企业参与应急响应的重要因素。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院长蔡立辉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曹海峰教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蔡立辉教授建议该研究可以从新技术对应急管理的影响应从技术对管理思维的影响、技术支撑应急管理能力和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三个方面进行进一步考虑。曹海峰教授肯定了该研究的工作量和结论观点，并从研究问题的聚焦程度、研究驱动因素、扎根理论的样本选择等方面提供了改进建议。

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晓楠教授分享了题为“挫折经历对公众安全感的建构路径”的研究。文章采用“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安全感呈现出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二维特征，公众遭遇挫折经历不仅会直接降低社会安全感，而且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在社会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其中，在社会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中存在政治信任的“对称性原则”和政策认同的“不对称性原则”。社会公平感成为挫折经历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的重要桥梁。因此，培育风险沟通机制，拓展政策信息获取渠道，增进公众的政策认知能力，构建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对保障公众安全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英国约克大学商业与社会学院助理教授游景然老师，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郭雪松教授对文章进行了精彩点评。游景然老师肯定了该研究对公共安全感的探索对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针对公共安全感的不同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是理论上的一个创新。但文章中可能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理论框架的梳理、概念的定义和关联性的论证等。郭雪松教授肯定了文章从政府信任、政策认同等角度具体挖掘中介机制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是政府进行干预的重要理论参考，未来文章需要进一步考量政府信任、政策认同等一系列泊来概念在我国具体现实情境中的适用性，并运用更加具有理论一致性的框架将这些概念形成系统的结构，也可以给文章添加基于这种视角的副标题。

分论坛五聚焦“基层与社会治理”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詹承豫教授主持。

分论坛五现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孙磊分享了题为“Supernatural and natural seismic framing in a Tibetan Buddhist community: A case study from the Yushu area, China”的研究。文章以民族地区防灾减灾救灾需要重视宗教文化资源的影响和作用为出发点，探讨了具有藏传佛教信仰的藏族民众对地震灾害的认知特征与建构方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宗教文化背景、宿命文化观念、灾害经历三个因素对当地公众地震自然与超自然建构方式的影响作用和机制。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李雪峰教授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文宏教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李雪峰教授指出，文章选题意义重大，研究设计很精细，数据收集和分析相关工作很扎实。同时他认为，用科学系统驾驭这样一个复杂的课题挑战很大，尤其是个性心理非常多样，藏传佛教群体的分类也非常具体。未来，中国特殊的民族性、特殊的民族文化、特殊的民族宗教与应急管理相结合的研究前景十分广阔。文宏教授认为，文章研究问题饶有趣味，研究设计导向明确的，形成知识的生产和创造的过程，未来值得推广、打磨、优化，在具体方法、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解释的深入性和系统性的问题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谢予昭分享了题为“正念、培训、应得性和风险信息报告——一项基于中国社区网格员的问卷实验”的研究。文章运用情景实验和计量模型，通过问卷收集中国社区网格员的样本数据，探讨了正念对于网格员风险信息报告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信息报告和传递是网格员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决定了风险的征兆和信号是否会进入更高的决策层。研究发现，正念能够显著提高网格员风险信息报告的可能性，此外正念对于情景信息的处理也有所影响。该研究探讨了正念在危机研究中的作用机制，并探索了危机研究中的情景实验方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魏玖长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欢教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魏玖长教授指出，论文研究选题非常新颖，研究非常规范，调研分析充分。同时建议：一是加强理论基础，二是专业术语和概念要更加清晰，三是场景设计更加优化，四是图表更加优化。未来，建议关注其他情景因素特别是组织因素的影响。张欢教授指出，论文瞄准应急管理重要的基层群体，关注研究对象行为，采用情境实验方法等都值得称道。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的发展前沿看，应急管理主体的行为研究应得到更多关注，而各类实验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是重点。使用实验研究方法要重视其优缺点，注意研究设计和过程的操纵性。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惠教授分享了题为“应急治理中自组织驱动共同生产如何可能?——基于大规模公众众包的分析”的研究。文章基于危机期间大规模公众众包的分析，探究了应急治理中自组织驱动共同生产的条件及其发生的过程，并选取了卓明灾害信息中心、NCP生命支援、郑州特大暴雨灾害当中的救命文档三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刘冰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专业负责人唐钧教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刘冰教授指出，文章具有很强的实践敏锐度，具有实践意义，理论建构方面具有创新性。同时建议在概念和理论建构中做到更加清晰和精准。未来需要了解自组织的有效性和限度，进一步挖掘自组织的过程以及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组织。唐钧教授指出：应急管理中的公众自组织研究可从三重视角推进。第一是“自身定位的视角”，建议在大应急大安全的系统中明确自组织的定位，突出其贴近群众的优势发挥；第二视角是“结构功能的视角”，建议自组织不断提升与具体应急功能相匹配的专业技能，强化与群众路线紧密贴合的技术能力；第三视角是“政策优化的视角”，建议增加鼓励和促进自组织发挥自救互助、培育安全文化、改进社会氛围的政策研究，在遵守救灾秩序和维护安全稳定的基础上，公共努力共担风险，营造安全发展的新格局。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祝哲副教授分享了题为“应急型公共事物治理困境:基于 T 县“竹节沟”的案例分析”的研究。文章通过“竹节沟”的单案例进行探讨了应急型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在IAD框架的基础上从通用制度规则、认知因素、社会经济属性三条路径分析了应急型公共事务走向衰败的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教授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詹承豫教授对文章作了精彩点评。张强教授指出，论文通过“小切口”研究“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凸显了应急管理研究与乡村振兴结合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拓展性。未来，建议研究者可进一步深化关键理论创新点的阐释以及案例实证分析的系统性呈现。詹承豫教授指出，文章从选题、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等方面提供了非常规范的框架。需要完善的地方包括概念界定、“乡村衰败”的更深层次背景和因素等。同时他也强调，未来应急型公共事务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撰稿：冯凌亢 赵芸 钟其锡

审核：吕孝礼

排版：郑圆